武汉“封城”倒计600小时:从“发现肺炎”到“一床难求”

1100万武汉人卷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漩涡。

这场发端于去年12月的疫情,以武汉为中心,扩散至除青海、西藏之外的全国各省区。截至1月23日8时30分,国内已有574人确诊,17人死亡。他们大多曾长居武汉,或短暂地到武汉探亲、出差、旅游。

看不见的病毒,伴随春运大潮“流动”,直至武汉“封城”——1月23日10时开始,武汉全城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政府发布公告称,如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恢复时间另行通告。

身处肺炎风暴中心,那些在武汉工作、生活的人,有的赶在“封城”前,回了老家,成了家里“不受欢迎的人”;有的留守武汉,不敢出门,盼能平安度过疫情;有的疑似或确诊感染病毒,与无常抗争,追寻生的希望。

武汉“封城”倒计600小时:从“发现肺炎”到“一床难求”

1月23日,汉口火车站外执勤的特警。仁怀新闻记者郑朝渊 汤琪 周琦  图

2019年12月30日,“发现肺炎病例”

“你们华南出现病毒了。”2019年最后一天,李艳收到朋友发来的微信消息。

她和丈夫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开店,做鲜货贝壳类生意。华南海鲜市场位于武汉江汉区,距汉口火车站不到1公里。由东、西两区组成,共有650余个摊位,1500余名从业人员。

李艳的店开了18年,每天凌晨四五点开门,下午四五点收工后还要进货——十几种鲜货,从山东、江苏、福建等地,由冷藏物流车运来,之后出售给饭店或散客。

生意滚雪球一样慢慢做大。两个孩子从童年开始就跟在她身后,把捞鱼的网兜传来传去的玩。

肺炎消息突然传来,她分不清真假,只当是谣言,照旧早早入睡。

1月1日凌晨六点多,天刚亮,她正在店里称重、打包鲜货,和采购的人说话。突然,一群穿着蓝色制服的政府工作人员涌进市场,设塑料围栏,封锁进出口,随后张贴休市公告,让商户们尽快关店离开。

“怎么回事?”李艳一下懵了,和其他商户面面相觑。她拿了现金、手机,把闸门拉下、锁上。在一扇扇闸门轰然拉下的声音中,跟随人流走出市场。市场不让久留,一些商户不舍地看着自己的店铺。

李艳回了家,决定先好好睡一觉。“关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马上就会再开”,她想。

之后两天,一直没等到开市的消息,她心里不安,和商户们每天在微信上互问“什么时候开市?”,没人知道答案。

三天后,她回店拿账单,看到市场外有很多执法人员把守。登记姓名、电话后,执法人员跟着她进去,以免她拿走坏掉的货物。

在店里待三分钟她就出来了。她看到穿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把一些烂掉的货物倒进塑料桶、袋子,心情有些复杂——那些货价值九万块,连带损失的是收不回的散户。

休市后,她和客户一一打招呼解释,回答“为什么你们这关了,为什么不给我们供货”,之前没结清的账目也要不回来了。

之后几天看了新闻,她才慢慢意识到疫情有些严重,安慰自己“人比货重要”。

李艳得知肺炎消息的前一天,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次日又发通报称,已发现27例肺炎病例,均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其中7例病情严重,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家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4公里的何磊,看到新闻后马上到家附近的药店买了医用外科口罩,戴了两天就没再带了,“那个时候身边很少有人带,警惕性都不高,觉得只要不去华南海鲜市场那一块就行了。”之后大半个月,他没太在意,照旧聚餐、看电影、逛欢乐谷。

大学生高亮31日下午还去过华南海鲜市场,看到摊位间的通道两米来宽,地面潮湿,垃圾桶旁散落着大量垃圾。东区大部分商户还在营业,商户们有的不知道肺炎情况,有的已经带上了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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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1日下午的华南海鲜市场。 受访者供图

“感觉大部分武汉人处于不知道或是没当回事的状态。”他以为事不大,没跟父母科普、提醒他们提高警惕。亲戚们也正常地出门置办年货。他让姐姐别带小孩出去摘草莓了,姐姐含糊地应一声,还是出门了。

2020年1月21日,“一天比一天紧张”

李艳真正紧张起来,是在1月19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通报,称18日和19日两天,共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病例136例,武汉累计确诊病例198例、死亡病例3例。

20日,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目前处于起始阶段,医护人员也有传染,需要提高警惕,没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

紧接着,北京、广东、上海等地相继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李艳连忙去药店买口罩,给两个孩子都戴上;按照朋友说的,教孩子用盐水漱口,多洗手,注意保暖。走在路上,她发现戴口罩的人明显多了。去超市买日用品,收银员和自己隔着口罩寒暄,“这次是挺严重的”。

“很担心会变得跟非典一样,还是要注意一点。”29岁西安女孩魏婷在武汉生活了8年,如今已在武汉安家,公司在光谷附近。看到肺炎病例增至100多例,她才感觉,事情变严重了。

非典爆发那年,她读六年级,因为感冒咳嗽,被老师隔离到最后一排,不让和其他同学接触,后来学校停课一个月。

她去药店买口罩,发现没货了,网上买,年后才能送到,只能掏出以前生病时买的救急带上。她的朋友,有的在外卖平台上买,商家说口罩单子太多,骑手都出去送口罩了,只能自己去店里取;还有的托在外地的朋友买口罩后邮寄过来。

“大家都还挺慌的。”魏婷说,很多朋友、同事不敢去火车站;有的坚持要买最贵、最有用的口罩,上班也戴着;公司HR通知大家,感冒的赶紧回家办公,不要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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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武汉站出行的旅客均佩戴口罩。

魏婷的公婆在距离武汉100多公里的安陆市,公公就在安陆火车站工作,人来人往。魏婷很担心,特地打电话提醒公公戴口罩,但老人没当回事。

谢杰家住光谷,公司在东西湖区,原本每天坐二三十站地铁上班,上周开始开车去公司。他担心上下班路上被感染了,会传给家人,甚至留下后遗症。

“每天办公室都在讨论肺炎,一天天地看着病例数目上升,大家就一点点慌,一天比一天紧张。”谢杰说,20日开始,公司对厕所进行消毒,有的部门发口罩,有的发板蓝根。有人打喷嚏、咳嗽,“我就远离他,不敢靠近”;身体没问题的,也总觉着自己好像嗓子有问题、会不会染上了,“心理上有点崩了”。

他自己,也跑去药店买感冒药、消炎药囤着。谢杰听说,因为肺炎,武汉不少公司提前一两天放假;有的国企还规定员工不能离开武汉,已经离开的要做好登记。

也不是所有人都感知到了危机。

“全世界都知道武汉被隔离了,现在只有武汉不知道武汉被隔离了。”20日那天,刘曼的朋友圈被这条网络段子刷屏了。她感觉,在武汉的人都比较淡定,不在武汉的人对疫情更加关心。很多在外地工作的同学问她武汉疫情怎么样。一个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因为公司说回武汉过年要报备、回京上班时间待定,而把票退了。

21日从武汉回宜昌的始发动车上,她看到很多大人、小孩都没戴口罩。有个5岁小男孩在她旁边,她包里刚好有多余的口罩,就送给小男孩一个。

1月22日,“医院一床难求”

张婕至今想不明白,病毒是怎么“找”上丈夫和父亲的。

她家离华南海鲜市场一公里左右,丈夫经常在家办工,父亲已经退休,都没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只母亲偶尔去那边买菜。

去年12月,两岁儿子突然发烧,打了三天针也没退烧,拍片子后,发现肺部有感染,吃药后慢慢好转。照顾孩子时,她自己也感冒了两天。

1月2日,丈夫突然发烧,38度多。他们起初以为是感冒,服用各种抗生素、感冒药,没见好。之后去华西医院打了3天针,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做检查,吃抗病毒的药,烧没退,状态反而越来越差。

1月7日,这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体,被专家组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

第二天,张婕丈夫去同济医院拍CT,双肺感染,怀疑是新型冠状病毒,马上被送到金银潭医院隔离。前两天,他住在疑似病例病房,护士每天给他家人打电话,告知病情。第三天查出不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后,他被转到了普通病房。

到现在,他还需要24小时吸氧,通过电话和家人联系,话讲多了或声音大了,就会喘气;情况好的时候,一天能睡四五个小时。妹妹每天会送一些提高免疫力的营养品到医院门口,由保安递给他。

张婕知道,这会是个漫长的过程。

丈夫被送进金银潭医院那天,她年近七旬的父亲开始发热,去协和医院拍片子,发现肺部感染,医生排除了冠状病毒,让回家吃药、观察。

武汉“封城”倒计600小时:从“发现肺炎”到“一床难求”

张婕父亲8日在协和医院拍的ct报告单。 受访者供图

两天后,烧还没退,他们找同济医院的专家看,专家建议住院治疗。10日去协和医院时,被告知没床位,回家等消息。

之后,张婕父亲去新华医院打了几天针,没好;又找熟人去普仁医院,登记后说没床位,他只好回到新华医院继续打针。

“我们找了很多关系,把检查报告发到别的医院,最后都说收不了。”张婕说,父亲肺炎症状严重,控制不了,如果不是新型冠状病毒,只是发热和肺炎,医院不会收诊。“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有一个医疗机构能够正常地系统地去治疗,不能等人器官衰竭了,才送到医院急救。”

21日晚上,父亲病情加重,呼吸困难,嘴唇发白,走不了路。母亲急忙打120,急救人员将他送到家附近一个四级医院后,医院说没有床位。母亲请求送到新华医院,离家近,急救人员说必须先和医院联系好,医院有床可以收才行。

张婕感到恐惧,“能找的朋友我都找了,也找熟人联系了很多医院,都没有把他送进去,走投无路了。” 当天,她发微博讲述了父亲看病的难题。武汉卫健委工作人员联系她,将她父亲收治到汉口医院。她后来得知,武汉市专门开了几家医院来收治肺炎病人。

就在21日下午,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彭厚鹏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了疑似病例住院难的问题,他介绍说,目前武汉市流感高发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高发并存,给医院收治病人带来了很大困难,目前按照国家、省、市联合制定的治疗方案,集中患者、集中资源、集中专家、集中收治,武汉市三家定点医院设置床位800张用于收治病人,其他直属医疗机构为配合患者救治,也将于近期腾出1200张床位用于患者救治,确保病人得到及时的收治。

母亲告诉张婕,新华医院里很多肺炎病人在吸氧、打针,有的插着呼吸机,也没法住院;和他父亲每天一起打针的病人,有一两个已经去世了。

“他之前急诊每天只能开一针,第二天情况不好再来看,这不是一个完整系统的治疗。”入院后,父亲血饱和度一直很低,仍然是重症状态。

自丈夫发热后,她不敢住家里,担心孩子感染病毒,在家附近租了间民宿,一个人带孩子。父亲8日发烧后,每天早上会戴口罩出门吃早餐。

液体输进身体,黄兰感觉稍稍好受了些。

她所在的病房,80来平米,有一百多个病人在输液,有的没位子,只能坐地上,还有一些病重的,做皮试需要站起来,“站都站不住,很可怕”。

38.8°C高烧让她气短、全身没力气,想要呕吐,医生开了4个吊瓶——这还是托关系才找到的。

1月6日,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常青花园院区住院调整血压时,黄兰隔壁病床转来一个高烧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住了2天后,被其他患者投诉,担心会传染人而转走。

黄兰家在东西湖区,这个月,她没去过汉口火车站,也没接触过野生动物,15日从武汉四院出院后,接连出现感冒、低烧症状,吃阿莫西林胶囊和肺部消炎的药,也没有缓解。

在北京工作的女儿打电话催她去医院检查,她心里害怕,担心是肺炎,会交叉感染,加上医院病人多,便想挺几天,看会不会有好转。

黄兰的姨夫也出现过发热肺炎的症状,血氧最低时降到60多,在中心医院治疗。1月15日人快不行了,被转院到汉口医院治疗,家属赶到时,患者已经不治身亡。姨夫去世第二天,姨妈也出现肺炎发病症状,医院没床位,黄兰表妹打市长热线才住进中心医院。21日被确诊,第二天转院到汉口医院治疗。

一想到这事儿,黄兰心里就发凉。

21日晚上,她再次发烧,去协和医院看病,发现“整个大厅都是患者,都没有落脚的地方”。医院其他门诊都停掉了,只有急诊内科,床位非常紧张,只登记了下,说有床位再通知她。

22日一早,丈夫带她去武汉市中医医院拍片子、做血氧检查后,医生说像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症状,让去定点医院治疗。

武汉“封城”倒计600小时:从“发现肺炎”到“一床难求”

黄兰22日在武汉市中医院的检查报告。受访者供图

上午11点,他们到协和医院排队等号。大厅里,排队等号的队伍排成蛇形,拐了几道弯。两人拿雨伞垫着坐地上,坐一会儿站一会儿,排了六个半小时的队也没排上。

最后托朋友找关系,晚上才在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打上点滴。两人中午没吃饭,只啃了两口面包。晚上丈夫趁她输液,才有时间出去吃碗面,给她也带了碗,但她吃两口就吃不下了。

那天,女儿给她打了不下20个电话,时刻都在问“检查了吗?确诊了吗?住上院了吗?”她原本打算回武汉过年。患病后,黄兰让她绝对不要回来。她虽然和丈夫分房休息,房间、碗筷都消毒了,但还是担心丈夫会被感染。

“像我们这样的病人真的非常需要帮助。我们跑去跑来的也会扩大传染,虽然戴着口罩,但接触到的人都有可能感染。”黄兰身体还很虚弱,她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床位,“希望可以得到正规的隔离治疗”。

但她也知道,“现在这么多人都需要救治,有什么办法?”

1月23日,“封城”

“我姑娘要从武汉回来了,需不需要隔离起来?”1月20日那天,刘曼母亲去宜昌医院量血压时,特意问医生。

医生说:“不用隔离,注意防范就行,勤洗手。”

刘曼所在的公司原本23日晚上才放假,受疫情影响,领导说外地员工可以先回家,还嘱咐他们带上公司电脑,以防年后不能及时回来。她因此赶在“封城”前回到了宜昌老家。

回家后,母亲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是不是得给姑娘消消毒?”还坚持让她每晚测量体温,不要乱出门。

她联系在老家的好友,说自己从武汉回来了,群里没人回应她,“可能担心我约她们见面、吃饭,容易被传染吧”。她瞬间感觉自己从武汉回来,“突然变得不受欢迎了”。

谢杰在洪湖老家的朋友们,也跟他开玩笑:“你最好别回来,别把病毒带回来。”

两周前,他母亲在武汉帮姐姐照看孩子,被外孙传染了感冒,打喷嚏,流鼻涕,喝药后,体温慢慢恢复正常。那几天,她很少出门,在家也戴着口罩,按时量体温。但心里还是担心,说“武汉不安全,回家好一点”,自己坐汽车回了洪湖老家。

谢杰原本打算把父母接到武汉过年,但母亲希望他回洪湖,觉得老家安全些。“武汉回洪湖的人也多,那边防范意识差一点,可能更容易被感染。”纠结许久后,22号,“封城”前一天,他和妻子回了老家。在老家,一家人也不敢出门。

早在1月14日,武汉就在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客运码头安装红外线测温仪35台,配备手持红外线测温仪300余台,设置体温检测点、排查点,加强离汉旅客体温检测工作。

21日开始,武汉对进出人员加强管控,武汉市旅游团队不组团外出,公安交管部门对进出武汉的私家车辆进行抽检,检查后备箱是否携带活禽、野生动物等。

高亮母亲20日从武汉回鄂州喝喜酒时,就在客运站被工作人员测出体温是39.5度,带去了休息室。5分钟后,体温降到36度,才被放行。

她淡定地在家庭微信群里说,“没事,(工作人员)送我一个口罩”。高亮姐姐很快在群里转发了一篇文章《求求你们对新型病毒上点心吧!》。

彭子妍也赶在“封城”前从北京回到了武汉。她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她听说,一些互联网公司发了通知,让家在武汉或湖北经停武汉的员工,回家后自行办公隔离7-15天,没什么异常才能去公司,“我们公司应该很快就要发(通知)了。”

独自北漂,对于回家这事,她并没有犹疑。她认识的湖北老乡,也大部分都回家过年了。只有一个女领导,孩子只有七八岁,回家要经过武汉,因为肺炎疫情决定留在北京。

回武汉前,有同事对她和另一个武汉人说:“你们两就别回了,武汉肺炎挺严重的。”两人有些懵,又有些尴尬。

她问弟弟家里肺炎疫情严不严重,弟弟说还好,嘱咐她火车上一定要戴口罩。

20日晚上抵达武汉站后,她发现,出站的人几乎都戴口罩了,反而是接站的人几乎都没戴。

回武汉第二天,她和父母、弟弟带着2个小孩,到家附近的佰港城商场买年货。

出门前,她让父母戴口罩——弟弟说武汉口罩脱销了,她于是从北京带了20个回家。父母一开始不想戴,觉得别人都没戴,等出门后发现很多人开始戴了。

一路上,她发现车特别少。到商场后,“吓了一大跳”——B1层的游乐园空荡荡的,一个游客都没有,只有两三个工作人员在整理东西。去年过年前,她曾带侄子过来玩,人群乌泱泱的,人挤人。

商场一楼化妆品、生活用品、服装店里,大部分没人,“特别萧条”,店员们大都戴起了口罩。

二楼家乐福超市里,几乎都是成年人,70%带了口罩,人们快速地挑选商品,小推车里堆满了东西。结账时,她前面一个人买了3推车的东西,花了3000多块;另一个买了一推车的东西,花了1000多。“感觉大家跟我们想法一样,出来一趟不容易,东西买齐了赶紧走,没人闲逛。”

从超市回家后,她感觉嗓子有点疼,猜想可能是着了凉,赶紧猛灌热水,“后悔了,不该出门”。

1月21日开始,武汉众多在春节期间举办的公开活动相继宣布取消,归元寺、武汉动物园等景点宣布暂停对外开放。22日,武汉要求全市市民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

彭子妍感觉,家里氛围明显紧张起来,之前一直“淡定”的父母开始担心自己感染了,会传给孩子。他们戴着口罩、手捂着鼻子去了菜场,火速买回一周的菜。

23日“封城”后,一家人决定“谢绝一切往来”,待在家中。父亲疯狂刷新闻,母亲用“84”消毒清扫、一天拖了3遍地,想着,“等半夜没人了,再下去倒垃圾”。她则忙着回复北京同事、亲友们发来的问候。

“回不来了怎么办?”魏婷很早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催她赶紧坐大巴回西安老家。

魏婷原计划把婆婆从安陆老家接到武汉过年,初二再一起回安陆。武汉“封城”后,小区禁止外卖入内,她火速在手机上下单,买了鸡蛋、豆腐、土豆等素菜囤着。她准备宅家里,然后安慰自己,“出不去了也挺好,可以打好久的游戏!”

武汉“封城”倒计600小时:从“发现肺炎”到“一床难求”

“封城”公告发布后武汉地铁2号线末班地铁。 仁怀新闻记者郑朝渊 汤琪 周琦 图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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